生命中的每次意外之遇，都是宇宙的赠礼。冯源和这些旧书的相遇，便是始于这样的探索。

走近后，冯源发现车斗里不只有诗集，还有杂志、期刊、画册和各种小说。期刊和杂志数量最多，都是医学领域的，除此之外，还有好几本词典，俄语词典的数量最多，其次是日文、英文。

三轮车和麻袋都很脏，麻袋里的一些书被脏污的液体沾湿，她没怎么碰，只挑了其他还算干净的书翻阅。书有些年头了，翻开后一些页面打着折角，许多段落下还划着密密的横线，满是以前读它的人做的标记。翻着翻着，她的动作变得越来越小心。

在一本墨绿色封皮的书底下，冯源发现了一叠手稿。那是一叠很薄的格子纸，大概四十多页，应该有些年头了，页面已经发黄，固定这些手稿的订书钉和回形针也已生满了锈。纸张全都写得满满当当，写的大多是专业名词和公式，冯源看不懂，只认出应该是和医学相关的内容。这样的手稿，冯源从书堆里陆陆续续翻出了十几叠。

字迹工整的手稿。

如今很多人提笔忘字的时代，冯源仍保持着每天手写日记的习惯。在日记本中，她常常赋予事物充满灵动的想象力，日常生活在她笔下充满生趣。

生理期腹部疼，她写：“我是将军被长剑、利刃、钝刀穿透，打败仗；我是羚羊、小马、待产的妈妈；我是竹子被砍断，节节草被折弯。”炒菜时不慎被炉火烧焦发尾，她写：“火还在跳象形文字，像个设计过的秘密。”

对书写文字的依恋，使得冯源对这些被当作垃圾丢弃的手稿产生了不忍，她知道在这些白纸黑字背后流淌的时间和心血，即便那出自一个陌生人之手。

废品站散发出难闻的气味，从旧书上抖落的灰尘格外呛人。面对难以忍受的环境，冯源却无法离开。这字太好看了，她几乎能想象出手稿的主人写下这些内容时，一丝不苟的模样。

冯源决定买下这些手稿。她挑了十来本干净的、感兴趣的书，又喊来废品站的老板：“要是我买回去，人家后悔了，来找这些书怎么办？” 出于稳妥起见，冯源询问道。

废品站老板短促地笑了一声，似乎觉得这个问题很是多余。“人都走了，谁来找？”他说。接着，他飞快地瞟了冯源一眼，略带心虚地迅速报出价格，“60元”。

冯源没有还价。她觉得自己比废品站老板还要心虚。那些书都是好书，更重要的是，她觉得自己好像正在未经许可，私自窥探他人的人生和隐私，于是赶紧低头付了钱。

废品站老板转身便找来一个透明的塑料袋子，将书和手稿装在一块。书本很重，撑破了塑料袋。冯源将书抱在怀中，像怀揣着一个人沉甸甸的一生，反身走回家中，放弃了原本到蔬菜店买菜的计划。

把书带回家之后，冯源还没来得及仔细翻看，就被派外地出差了。

冯源买回的十来本旧书。

再次翻开这些书，已是10天之后。

那是10月18日，她在呼和浩特出差的最后一天。当天早上，冯源在森林公园的山上迷了路。她记得，正当自己沮丧到极点时，一只白猫从灌木丛里钻了出来，带着她登上山顶，找到了通往村庄的路。冯源说，自己一度担心白猫会丢下自己离去，但白猫始终维持着她能跟上的速度前行。等她来到大路边上，用手机打了车，再回头时，却发现白猫早已消失不见。

晚上回到南京的家中，冯源失眠了，总是想起那只白猫在大风中向她跑来的样子。她忽然觉得，自己跨越一千五百公里的距离，从南京来到这里，好像就是为了见这只白猫一面。

“初见即终章。”后来的冯源喜欢用这句话来解释许多人与物的关系。回味着这次和白猫的奇遇，她想起出差前偶遇的那堆旧书。

那天买书回家后，冯源将它们摊在阳台上，好让书本在她离家这些天晒太阳来杀死书中的虱子。出差回家当天，她还来不及收拾。既然睡不着，她便索性起身，决心将书整理一番。

南京秋天的夜晚微凉。冯源把旧书们从阳台转移到室内，就着台灯柔和的光线，一本本翻阅，她心跳得很快，觉得自己在干一件坏事。

翻开那本褐色封面的俄语书，扉页上，一串娟秀的签名映入冯源的眼帘：“王锐购于哈医大”，底下还标注着日期：1953年4月7日。签名的左边，有两朵用笔画出来的小小烟花，签名右下角还画了一个化学结构式符号。

悲伤瞬间涌上来，冲散了原先的情绪。“那太鲜活了”，她好像看见那个二十来岁的年轻女孩，是如何在枯燥严肃的俄文书籍上，一本正经地签下自己的名字，但活泼的个性还是扭头就顺着笔尖溜出来，变成了两朵俏皮可爱的烟花。

俄语书上鲜活的签名。

继续往下翻，在一叠叠的手稿和夹在其中的两本论文集里，她再次看到了“王锐”这个名字。手稿和文论，均是与灭螺药物相关的研究。令她不解的是，除了用中文手稿外，手稿中还有一些通篇用拼音誊写的版本。

“王锐”是谁？

在一张夹在日程笔记里的工作证书上，冯源找到了答案。证书由江苏省卫生厅于1983年颁发，右侧贴着张一寸的黑白形象照。照片里，王锐一头短发梳至耳后，嘴唇微微上扬，目光柔和地望向镜头。文字记载显示：王锐生于1928年，拍照那年她55岁，是南京药物研究所的一名副研究员。

不知怎的，看到她的照片之后，冯源心里的不安和负罪感忽然被驱散了。照片上的她看起来温和又亲切，冯源觉得，这样的她似乎可以原谅自己的唐突，也可以原谅自己贸然闯进她尘封的过去。

取而代之的，是油然而生的敬意。“看到她的照片，我才知道王锐是女性。我没有通过其他渠道去了解她，但通过这些书、这些缜密细致的手稿来看，她一定是个非常优秀的人。”

这位出生于近100年前的女性，在那个混乱而动荡的年代中，跳出了性别的框架，迈过了时代的荆棘，成为一名知识分子。现在，她跨越时空，完成了这场相遇。

每翻阅一本旧书，“王锐”的形象在冯源内心就更清晰一分：她曾是南京药学院的医学生（现中国药科大学），1952年毕业后成为一名科研人员，将人生中的绝大部分时间奉献给了药物研究。但其实，她偶尔也看漫画和言情小说。

冯源记得，三轮车上，就有《大长今》、《罗兰小语》之类的书，而《大长今》出版时，她已经70多岁了；有段时间，她似乎在练习书写日语，会将书中一些国家名称，工整地翻译成日文。王锐好像还格外关注非洲的情况，在所有读书笔记中，关于非洲地区的下划线和标注，是最多、最细致的。

在一本日程笔记上，她还记下了自己每天的活动安排，几乎都与学习或工作相关。1月15日，“继续开始职称评定工作，参加有关会议”；1月29号下午，欢送退休的同事；2月3日上午，去医院开展实践工作……逝去的岁月，在白纸黑字中具象化。“那些都是她真实度过的时间，跟我当下（度过）的时间没有什么不同。” 冯源颇为感慨。

王锐女士的日程笔记。

一个人长大成人，走向中年，认识了许多人，见过了许多风景，最后垂垂老去，所有的往事都随着身体的消失，归于土地，归于尘埃。冯源忽然意识到，此刻手中捧着的，就是这个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此生留给这个世界的证据。

但这也仅仅只是一部分的她。心酸、心疼、惋惜、遗憾，百感交集下，冯源将自己的心情和感受发在了网上，没想到竟引来了许多网友关注。随后的两天里，在人们接力递来的“碎片”中，关于“王锐”的拼图变得更加完整。

原来她是江苏武进人，终生从事血吸虫病研究，到了60多岁的退休年龄还倾注在科学事业上。血吸虫病曾是国人疾病负担最重的疾病之一。在70年前，新中国成立初期，就有1100万人感染血吸虫病。血吸虫病传染性强，患者轻则贫血、消瘦、肝脏肿大，重则危及生命。王锐女士所出生的江苏省，就曾是血吸虫病的重灾区之一。1950年，在湖南省巡视的毛泽东在目睹了血吸虫病的危害后，还亲自发起了大规模防治运动，写下了著名的《送瘟神》诗篇。

然而，截至2020年，全国感染血吸虫病的人数已降至不到10万人。历史的注脚，是由密密麻麻的普通人写成的。王锐的存在，便是那个时代之下科研人员的一角缩影。

“一个生命的流逝就是一座图书馆的崩塌。” 看到这些涌进评论区的留言，冯源没忍住又落了泪。在网友的建议下，冯源得知可以联系王锐女士家乡的档案馆，尝试对她的遗留物进行收录。

10月21日上午，冯源拨通了江苏省常州档案馆的电话，工作人员核查过后，很快便和冯源取得了联系。对方给冯源发来了王老师的名人人物志，她这才发现，“原来我们王老师的家乡有好好地记录她”。

档案馆所记录的王锐女士的名人志。

在这个过程中，一些谜团也逐渐被解开。比如，冯源买下的手稿中之所以还有拼音版，是因为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，全国进行了文字改革，而用拼音可以降低识字难度，减少文盲；而王锐之所以格外关注非洲地区，也不像她最初设想的那般，是纯粹出于喜欢，而是因为血吸虫病在那里格外流行，至今仍是重灾区。研究非洲地区的信息，是她专注的事业所必经之路。

冯源说，档案馆的工作人员对这些书籍和手稿很重视，提出派人专门来南京收取，但她有些过意不去，觉得麻烦了他们，便想着快件寄出。没想到快递员上门后，表示东西太多不好打包，又担心文件在快递过程中会出现破损。冯源思来想去，最后决定还是自己跑一趟。

10月21日下午，驱车将王锐女士的书和手稿送到档案馆后，冯源被工作人员热情地接待了，“我到了之后就不让我走了，要我等领导来。” 冯源有些难为情，她不擅于应对这样的场面，一溜烟便跑走了。走出档案馆后，她发现原本阴沉沉的天竟然开了一个小口子，露出了一束金光。

（图/《我啊，走自己的路》）

冯源没有将所有的书上交，在征得工作人员同意后，留下了几本。其中也包括那本带了王锐女士签名的俄语书。冯源很喜欢网友援引史铁生的那句：“唯有文字能担当此任，宣告生命曾经在场。” 冯源说，她想把留下这几本书，当成给王老师留给她的一份礼物。

重读带有对方生命痕迹的旧书，她想，这就是整个故事中，最好的相遇了。

“真实故事计划（ID：zhenshigushi1）

每天讲述一个从生命里拿出来的故事”